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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典故，出自《尚书·盘庚上》。原文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憸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大意是说：你不把我的好话告诉百姓，只有你自取祸患。所做的坏事已经败露，这就会害你自身。既然煽动民众做了坏事，就应当承受痛苦，你后悔也来不及了！看这时候的小民，还能听我规戒，唯恐他们说溜了嘴，况且我掌握着生杀大权！你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而用谣言去蛊惑人？恐怕民众一蛊惑起来，就像大火燃烧在原野，不可以靠近，还能扑灭？这就是你们自己做的坏事，不是我有什么过错！

　　这是商代国君盘庚，听到大臣向他反映，百姓不满意他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时，对大臣的训诫。盘庚迁殷缓和了阶级矛盾，推动了生产，绍复了“先王之大业”，在历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文中的“若火之燎于原”，是个生动的比喻，后来人们把它演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以形容新生力量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毛泽东使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是批评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中的悲观思想，二是用以指出新生革命力量从小到大的发展规律，进而提高全党同志的革命信心，鼓舞革命斗志，以奋勇夺取革命的胜利！同时，还告诉人们一个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这就是：“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发号施令”这一句典，引自《尚书·冏命》。原文是：

　　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者，万邦咸休。

　　大意是：从前在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国君聪明贤达好像圣人。大小官员，都满怀忠诚正直；他们的侍卫、车夫和随从，也没有一个不正派的人。因为从早到晚，都在注意纠正阳奉阴违、阿谀奉承。国君出入宫廷，行走坐卧，没有人不钦敬；发出的号召，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不被好好执行的；臣民们尊敬他们到如此程度，各路诸侯都停止争斗。

　　毛泽东在这里使用“发号施令”，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称赞。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再次使用了“发号施令”时，则是对主观主义者的批评。因为，那些主观主义者，跑到一个地方，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其结果，也只有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有备无患”一语，引自《尚书·说命中》。原文是：

　　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意思是：由于国家治乱在于各级大小官员，因而任用官吏不应该凭关系亲疏，只能看他有无才能；爵禄不封给道德败坏的，只封给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施政要考虑好才行动，行动要抓住时机。有好人好事不鼓励，就会丧失好人好事；有恃才骄傲的不纠正，就不能把事办成功。只有每件事都做好准备，有准备才没有祸患。

　　这里论述的是古代任用官吏和施政的一些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都没有被彻底实行过，但是它们在我国的思想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的“有备无患”，也长期被后人用来勉励办事要做好准备，以避免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