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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纪事，囊括了当时全国的范围，包括地处偏远的吴、越和周边一些少数民族，奠定了中国史籍记载全国范围的历史这一优良传统。春秋时期正是我国由分裂走向新的统一的时期，《左传》把全国范围的历史记载在典籍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统一意识；反过来又对国家进一步统一和民族形成共同的凝聚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左传》纪事，注重人事，注重记载社会生活和总结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成败经验，它从各国政治的盛衰成败，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以及完整的人物活动中，多层面反映了春秋史的丰富内容。

　　毛泽东从《左传》一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据李锐先生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是毛泽东引用最多的经典。从毛泽东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引证次数的频繁看，他对《左传》是下了一番工夫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以为是中国古代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他说，“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并且具体分析了《左传》的这段文字：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其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作战原则等，有很多都是以《左传》的历史记载为根据的。毛泽东运用《左传》上所记载的一些极其生动而又极其深刻的史实，来说明他要阐述的理论、原则等。

　　例如，他在讲到从国内、国际的形势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战术的重要方针之一”时，引用《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所记齐、晋鞍之战时齐顷公所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的大话，指出：

　　“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

　　《左传》所载齐、晋鞍之战，战斗进行得很激烈，连晋军的统帅都受了伤，但晋军齐心协力，顽强抵抗，以致“齐师败绩”，晋军逐之，“三周华不注”。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典故，毛泽东用它来说明军事指挥中气概和计划的关系，非常生动。

　　在《论持久战》中论述“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所记载的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不肯在楚军半渡时而击，结果被楚军打败的错误来说明。他指出：

　　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阐明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用兵之道。

　　总之，毛泽东是把《左传》当做历史来读的，他从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养分。《左传》对古代战争的描写，对春秋时期政治事件的记述，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最钟爱的经典——《诗经》

　　《诗经》是少年毛泽东在私塾里的必读教材。儒家五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的《诗经》，是其终生所钟爱的典籍。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诗三百篇”。《诗经》所收之诗，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作品，从地域范围看，基本是处于黄河流域，大体相当于今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及湖北北部地区。

　　司马迁说，古诗三千多首，孔子删削保留了三百篇，对于此说，学术界的意见历来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孔子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加工。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当时教学，《诗经》是基础课，而且可能与实践相结合。正是孔子的教学活动，才使“诗三百”得以流传，汉代所谓“三家诗”的出现，便与这种教学模式有关。因此，孔子对于《诗经》的保存和流传功劳巨大。

　　《诗经》还有“六义”、“四始”、“四家诗”之说。

　　“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一般认为，风、雅、颂是按照音乐的不同而分类的。“风”是地方的音乐，“雅”是卿大夫宴会或社交礼仪上的贵族音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赋”是叙事与描写，即所谓的“铺陈其事”，“比”就是打比方，“兴”是“先言他事以引起所咏之词”，即先说别的事物借此引出要说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