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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且约6成在城市，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场匹配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可能被剩下。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吴要武等2015年在《经济学季刊》撰文指出，1999年高校扩招后，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一方面因为推迟进入婚姻市场，搜寻failure的概率提高；另一方面更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面对相对减少的潜在配偶供给，匹配困难和failure的风险进一步增大。1998-2017年，本专科招生数从108万增至761万人，研究生招生数从7万增至81万人；其中，在读女生占比从38.3%增至52.2%，2017年女性在读本科生、研究生占比分别为52.5%、48.4%。

　　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15年攀升至590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7.0%。从受教育程度看，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中具有小学及以下学历、初中学历、高中学历、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分别为22.3%、37.2%、19.1%、21.5%。其中，虽然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占比仅为1.9%，但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从城乡分布看，“剩女”近6成在城市。2010年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在城市、建制镇、乡村的分布分别为49.4%、14.3%、36.3%，2015年变成56.6%、16.2%、27.2%。2015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2.4%，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0%、农村的0.9%。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中国临床对不孕不育定义为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即男女双方有生育意愿、经过12个月及以上的规律无保护性生活后未受孕。不孕不育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其中，原发性不孕指未曾怀孕过且不能生育的现象，继发性不孕指过去曾经怀孕过，但再也无法怀孕的现象。女性不孕的原因主要包括输卵管异常、子宫内膜异位、反复人工流产导致子宫内膜炎症粘连病变等，男性不育的原因主要包括精液异常、性功能异常、免疫因素等。

　　一般而言，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为25-35岁。有研究发现，35岁女性生育能力大致为25岁时的50%，到40岁时再降至35岁的50%。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根据广东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在《生殖医学杂志》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根据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2009年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从医院门诊的情况来看，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占育龄夫妇的15%-20%。其中，女方原因占50%，男方原因占30%，男女双方原因占10%，未查出病因者约为10%。随着医疗技术不断进步，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受精等方法使得不孕不育问题得到部分对冲。

　　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近年来网上有段子描述这一现象，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一些问题。“生不起，一万几；生得起，养不起；养得起，学不起；学得起，娶不起；娶得起，生不起，生了又是一万几；最后我还病不起，病了我还死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