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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国为例，美国消费水平最高的是35-44岁、45-54岁，其次是55-64岁，三个年龄段平均消费倾向比不到80%，其他年龄段消费水平较低，但平均消费倾向较高，25岁以下、75岁以上的平均消费倾向超过100%。从中国看，由于退休多在60岁之前，我们以35-59岁计算，2010-2015年35-59岁人口比重从38.1%降至37.8%，即消费能力最强、但消费倾向较低的中年人口比重已经见顶，意味着消费增速将逐渐放缓。

　　从消费结构看，老年的吃、穿、住、用、行都有自己的特点，未来医疗保健、养老等“银发行业”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但还有一些行业如果没有国际需求对接，恐面临萎缩。比如，随着出生人口规模日趋下滑，婴幼儿相关消费下行。

　　在房地产领域，房地产投资长周期拐点已过，房地产市场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高质量发展阶段。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国20-50岁主力购房人群在2013年见顶，出生人口后期将持续下滑至2030年的1100多万，房地产投资增速已在2010年见顶，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大概率在2018年见顶。(具体见《房地产周期》，人民出版社，2017)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实行计划生育的经济体，日本、印度、韩国、中国台湾等都曾实行过计划生育，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计划生育政策多为指导性、而非强制性，印度因为国内宗教、种族、地方势力反对、未能有效实施。生育率大幅下滑也并非只发生在中国，国际上诸多经济体均是如此，只是下降的速度存在差异，当前生育率水平存在差异。

　　借鉴人口转变理论、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收益理论、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伊斯特林的供给需求理论和邦戈茨的低生育率模型等，我们参考人口学者李建明(2009)的思路提出一个新的生育行为动力模型：

　　TFR=Fu*Ft*Fi*Fp*F(c，u*r，g)

　　其中，TFR (Total Fertility Rate)指总和生育率；Fu(Unwanted Fertility)指非意愿生育，受避孕节育技术等影响，提高生育率；Ft(Tempo Effect)指推迟生育、晚育等进度效应，抑制生育率；Fi(Infecundity)指不孕效应，抑制生育率；Fp(Policy)指生育政策的影响，中性、鼓励或抑制。F(c，u*r，g)指受成本(Cost)、收益(Utility)、伤残死亡率等替代效应(Repalcement Effect)、性别偏好(Gender)影响的意愿生育数；其中，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的机会成本，收益包括精神收益和功利性收益(经济收益、养老保障及家庭地位收益等)；伤残死亡率与收益密切相关，伤残死亡率越高、收益越低；性别偏好如果强烈，将提高生育水平，但影响相对较小。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驱动高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是高死亡率。该时期家庭多自给自足，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决定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并且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但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原先那么高的生育率才能保证收益，当这种事实逐渐被社会大多数人认识到时，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将随之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存在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因为“晚稀少”生育政策只用了不到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