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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3.2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 4 政策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4.1 抛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使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左右

　　正文

　　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毛泽东在1949年8月《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谈到“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0年4月，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12月，卫生部发布《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将适用范围扩大从机关和部队至全国。1953年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

　　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人口为6.02亿、大幅超出政府预期，同时人口暴增的滞后效应逐渐在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就业等多方面体现，并且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不少妇女有了自发避孕、以参加劳动(比如挣工分)提升生活质量的需求，节制生育政策逐渐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1958开始大跃进运动，“大干快上”使得“人多力量大”的观点一度成为主流，马寅初建议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批判。但随着大跃进failure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1959-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