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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研究院任泽平:2040年中国“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4)

  第一轮婴儿潮出现在1950-1958年,出生人口年均2100万,峰值接近2300万(1954年),出生率基本在30‰以上,总和生育率平均5.3。这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恢复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之后进入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均大幅下滑。第二轮婴儿潮出现在1962-1975年,出生人口年均2628万,峰值超过3000万(1963年)。这其中既有三年困难时期的补偿性生育因素,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有关。不过,在1970年代“晚稀少”政策下,出生人口从1970年的2774万降至1977年的1789万,出生率从33‰降至19‰,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8,1980年更是低至2.3。第三轮婴儿潮出现在1981-1991年,出生人口年均2260万,峰值2550万(1987年),出生率大致在20‰-23‰之间,总和生育率平均2.3。之后,出生人口逐渐降至2003年的约1600万,官方总和生育率降至1.4左右、修正后约1.6。第四轮婴儿潮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2010年官方总和生育率降至1.18,修正后仅1.5。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2040年中国“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2040年中国“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2040年中国“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1500万以下,即减少13%以上。“单独二孩”和 “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1687万、仅比2013年增加不到50万。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万。从分孩次生育情况看,2014年以来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这主要在于75后较强的二孩生育意愿集中释放,但一孩生育率走低和育龄妇女规模逐年下滑,预示出生人口后将大幅下滑。2013-2017年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二孩出生人口占比31.1%上升至51.3%。但一孩总和生育率总体下滑,出生人口占比从64.3%大幅下滑至42.0%。一孩总和生育率的明显下滑,意味着不少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而没有一孩就不会有二孩。

  从已公布的部分地方情况看,2018年1-6月江苏省出生人口同比减少13%;山东省2017年出生人口约占全国1/10,2018年上半年烟台市、潍坊市、德州市出生人口分别同比减少16%、18%、22%;2018年1-11月青岛市户籍出生人口同比减少21%。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较2017年减少至少13%,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2040年中国“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

  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7年减少31%,其中20-35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44%,后续出生人口恐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7年减少1/3。在修正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低龄人口漏登后,我们估计了1982-2030年育龄妇女情况。1982年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为2.5亿,到2011年达3.8亿人的峰值,2017年降至3.5亿,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3.0亿。其中,20-35岁的主力育龄妇女从1982年的约1.2亿增至1997年1.9亿的峰值,到2017年降至近1.7亿,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1.1亿;25-30岁生育旺盛期妇女2017年约7200万,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约4100万,降幅约44%。在此背景下,预计2030年出生人口将降至1100多万。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2040年中国“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2040年中国“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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