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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快速上升，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世界前所未有，预计到20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约30%，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将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在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深度老龄化，20%以上为超级老龄化。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中国198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4.9%，2001年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占比达11.4%，我们预计中国将用约22年、即于2023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0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7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6亿，预计到2050将达3.9亿，届时约每3.3个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并且，高龄化使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2017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约2900万人，占比2.1%。预计2030年高龄老人将达约5600万，占比4.0%；2050年高龄老人将达1.4亿，占比10.7%。

　　3)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严重失衡，“剩男”问题日益突出。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联合国设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女性=100)的正常值为103-107.1980年代开始，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走高，原因在于严格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下的男孩偏好，特别是在农村这一偏好更为强烈，而医疗技术进步使得孕前性别检测成为可能。

　　90后、00后男女性别失衡非常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度超过120.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严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导致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2011年《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目标为115，这是中国首次把控制人口出生性别比纳入国家规划。2016年《国家人口规划(2016-2030年)》提出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降至112以下，2030年降至107、即恢复到正常水平。在政策影响下，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08年的120.6开始持续下降，2017年已降至111.9。但是，即使未来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正常范围，1980年代到2030年之间出生的人口在婚姻问题上仍将面临严重的“男多女少”性别不平衡问题。从经验上看，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的择偶对象就会向低年龄女性转移，并可能将择偶地区范围扩大，城市男性找农村女性，富裕地区男性找欠发达地区女性，“剩男”最后沉积在低收入贫困阶层。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80后、70后未婚人群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37、308。如果算上离异、丧偶的单身情况，80后、70后单身人群的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36、206。

　　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规模已超20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4000万。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2000年超过1600万，2015年超过2000万。从城乡分布看，“剩男”超过一半在农村，2010年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在城市、建制镇、乡村的分布分别为24.4%、13.5%、64.2%，2015年变为30.0%、17.8%、52.2%。农村“剩男”问题比城市和建制镇更严重，2015年农村30岁以上男性未婚率为5.7%，超过城市的4.3%和建制镇的3.6%。从受教育程度看，乡村“剩男”超过90%为低学历者。在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中，2010年未上过学、小学文化、初中文化的比例分别为17.5%、44.6%、33.1%。未上过学的男性未婚率高达15%；其次是因为学习深造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研究生学历男性，未婚率高达9%。随着1990年以来高性别比的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婚嫁年龄，预计未来“剩男”问题还将更为突出，预计到2040年可能达约4000万。“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包括妇女买卖、性骚扰、性犯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