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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理解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演讲。今天的演讲稿和二三十年代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演讲稿很不一样，也是这个问题，当初的演讲稿整理出来三千字、四千字，今天我们的演讲稿整理出来大概两万字。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演讲往往两三个人合抬，如果一个人讲半个小时，今天所有请你演讲的，都告诉你一个半小时，因为两节课。顺应大学的两节课，而导致我们的演讲变成包罗万象的。很高兴今天三个人分头讲，估计每人三四十分钟，这样的状态比较好。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怀念小书》，因为当初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以后，钱锺书写了书评，有好多批评，但有一句话，说“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以前此类小而可贵的书不少，今天的书越写越厚。有些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多情况下不完全是专业论述，而是舍不得割舍，学不会剪裁，罗利一大堆材料。所以我才会感慨，小书和短文是配套的，以前的小书今天变成了大书，以前的短文或小品，今天变成了大品或者长文。

关于散文的问题，等一下有兴趣再谈。我下面谈几个跟这套书有直接关系的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鲁迅当年为杂文争地位的时候说，如果文学殿堂那么威严，非要符合文学概论不可，我就不当作家，我就不进去了。原因是，诸位必须了解，传统中国“文”是核心文类，文以载道的“文”是核心文类，到了晚清以后，特别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接受西方的文学及文类概念，发生一个大的变化，“文”从中心退到边缘，变成很不重要了。当年朱自清《背影》出版的时候，在序里面说很抱歉，我不会写诗，不会写戏剧，不会写小说，我只能写文章，而这些文章当然属于杂文学，不是纯文学。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们对“文”的感觉从以前整个文坛的中心退到了边缘，这个过程中，这一百年中，“文”还一直在挣扎，而这套书某种意义上是基于我们这个概念，觉得“文”必须重新提倡，而且“文”有可能重新回到文坛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如果看一下1922年胡适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一章文，第二章小说，第三章诗歌，第四章戏剧，到1929年以后朱自清写《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章排在最后。今天讲近现代或当代文学，“文”也都不太重要。当初我们有一个想让“文”重新得到认可，重新回到文坛的关键位置，而且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设想。

当初之所以分专题编散文，某种意义上是对文学史的质疑。这个思路，我后来有进一步的拓展，最近十几年我写了好几本书，包括《假如没有文学史》，更包括《作为一种学科的文学史》，讨论的是文学教育的问题。文学教育以文集、选本还是以文学史为中心，是一个大的问题。我力图纠正1904年引进文学史以后，整个中文系以及所有的文学教育以文学史作为中心的这个教学框架。我说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一大批没有品味，但记得一大堆名词和人名的学生们，离开这个文学史，已经没办法再自己阅读和欣赏了。我希望回到文章、直面文本、独自阅读的状态，而文学史只是作为一个帮助你了解的背景而已。我曾说过这么一个教训，夏老师讲古代文学，我是教现代文学的，曾经有一学期她到德国教书，我替她讲古代文学，考试题目是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答卷里面80%的学生举的是范进中举，为什么？因为中学课本有。后来我发现，读大学以后好多重要作品没再读，为什么？没时间，因为忙着读文学史。可以这么说，我们教给同学一大堆作家和作品名称，同时告诉他什么叫做主义、流派、风格，但实际上他没有时间去好好读作品。所以我才会说，宁肯编选本让学生们自己读，多少还有收益，比起你背一大堆名词有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