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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什么选这十个题目？某种意义上，这跟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关系。包括《神神鬼鬼》，子平补充说跟老钱当年的《周作人传》有关系，我补充的是跟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关系。八十年代我们重新发现地方文化、民俗、宗教等等，八十年代我们重新意识到休闲的意义。诸位肯定记得，成仿吾当年批判鲁迅，说鲁迅落后，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所以鲁迅写了一本书《三闲集》。“有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批评的对象，包括周作人感慨晚清以降的中国人缺乏丰腴的、温润的、从容的生活感觉。外在的是因为战争问题，生活水平下降等等，没有那个能力，但也跟心态有关系。这就说到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的狭隘论述。而八十年代后期，我们逐渐意识到日常生活以及从容的、优裕的、休闲的生活对于人的意义，人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奋斗达到这种从容的生活目标，而不是抛弃这个目标。

第四个问题，其实我们谈文化的时候，都明白散文的特点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某种侧影。谈中国文化，不一定在儒释道的大文章，不一定在教科书，不一定在文化史，也可以是在散文的点点滴滴中，见到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文化。而且，用这些接地气的、生活化的、零碎的、感性的材料来弥补过于宏大的叙事和过于僵硬的概念，是有意义的。这是当初的一个想象。

最后做一点补充。这套书是领读文化做的，他们最后决定加朗读，做二维码扫描。这是他们的功劳，不是我们的意见，做出来以后，我们也很高兴。因为这跟今天听书的趣味和潮流有关系，也跟现代白话文的产生有关系，像胡适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周作人所说“有雅致的白话文”，或者叶圣陶所说的作文如写话，这些都在强调白话文写作中，如何在文字和声音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以前因为技术途径限制，我们只能出文字的书，而今天有了这个听书的可能性，或许文章的感觉会发生变化。看的文章和听的文章是不一样的，而叶圣陶代表新文化那一代人所一直强调的是，白话文的最高境界是作文如说话，文章最后能读出来，而且能听得进去。也就是说，不仅能看，而且能听，这是文章很好的境界。无意中，因为这个技术手段的改变，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我很高兴。

我就补充这几点，先说到这。

钱理群

现代中国的文章受演说的影响很深

黄子平：我对平原最后说的一点也有感触，“文”这个概念一向都是要朗读的，尤其到桐城派这条线，鲁迅带贬义的说法叫做摇头晃脑。但是五四的时候他们正好反桐城派的，白话文后面，“文”后面声音的意念是非常强的，为什么要用白话文？它跟说和听，希望同一，但是这个同一是乌托邦的梦想，因为各地的方言跟文字之间的差距很大。所以他们能够朗诵、能够读、能够听这方面是搞不过桐城派的，没有桐城派那么摇头晃脑，铿锵一下。所以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变得可以读？反而不是文，反而不是散文，而是所谓朗诵诗。从延安开始到四十年代重庆、昆明，在朗诵诗这个文体上实现了两者之间的统一。而散文我们可以读，唯一可以摇头晃脑的是普通话实现了霸权的小学课堂上。但是你想想，在中小学的课堂上摇头晃脑来读鲁迅的文章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领读文化把这套书做成有声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尝试或者说很好的努力，重新使文字和声音的结合，在一个新的技术条件下实现。

钱理群：我一直认为文学作品，包括鲁迅作品，是要靠朗读的。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钱理群讲课很有名，我回忆我上课最得意的两堂课都是朗读。一次是北大开大一国文，有一堂课讲史铁生的《我和地坛》，我一上课就宣布今天不讲，我只朗读，我读完这个课就结束。而且我读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完全凭我的感觉去读，读完之后学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最有意思的是两个吉林大学的同学，专门跑来听钱理群的课，听完跟我说，老师你怎么这么上课！但是他最后又说了一句，哦，我懂得该怎么上课。这是我最得意的在北大上的一堂课。我这个人有气场，一下子把学生吸收到课里面，我一读，他们很容易进入。

另外最得意的是我在中学讲了一堂课，我做了一个实验，把鲁迅《野草》里面几段精彩的文章摘选出来取名叫“天、地、人”。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说下面我要朗读，请你们听我读的时候，不要去想这句话象征什么、它有什么意义，不要作任何分析，就是听。于是，我就有声有色地放声朗读起来。然后让全体同学站起来跟我读，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所有同学眼睛都发亮了，觉得好像是感悟到什么东西又说不出来。后来我用个方法到台湾讲课，台湾那些大学教师说钱先生课可以这么上吗？而且大学的课可以这么上吗？我说这当然不是所有的课都这么上，至少有些课是可以这么上的，台湾学生反应也非常强烈。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