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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公是封建官僚，未必能象书上说的“爱民如子”，但他对劳动人民即有很强的同情心，忧国忧民，以“兴利除害，济世益民”为己任。按旧制，百姓告状不得直入开封府大门，而要透过府吏转达，府吏便乘机勒索，看钱说话，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包公调往开封任府尹后，立刻命令大开正门，让老百姓直接到大堂申诉。从此。府吏便不敢再欺上瞒下，包公亲倾听申诉，快速取证，“秉公办案”。旧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积弊当即扫除一空，官吏敲诈勒索，徇私舞弊的恶风立即被煞住，原先多年的冤假错案统统被纠正。百姓高呼“包青天”，贪官痛骂“包黑子”。

　　京城的官宦富豪依仗权势，在惠民河两岸霸地筑堤，大造豪宅园林，甚至圈占水面，搞得河水受阴，严重威胁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惠民河变成了“害民河”。包公上任后，迅速发动百姓把那些“违章建筑”全部拆除，又疏通河道，广种花木，惠民河焕然一新。老百姓对“包青天”感恩戴德，但是那些权贵却对“包黑子”恨得咬牙切齿。

　　包公在京在朝期间，到处流传着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一是说穷苦小民打官司，无钱无人给通关节不用怕，自我阎罗王包老大人为你做主；二是说大官富豪足然有钱有人通关节，但什么关节也通不到包公那里。“阎罗王”是佛教说的地狱之神，铁面无私，阳间任何请托关节也休想通到他主管的“阴曹地府”。

　　据史书记载，包公做官二十余年，历任二十余职，不管是升是降是平调，都不改初衷，一生正大光明，铁面无私，所以政绩突出，官声极好，赢得了千古清名，万民颂扬。

　　黑脸一沉，皇帝也怕他三分

　　包公唱黑脸，只看事不看人，即使应对皇帝身边的宦官、靠山铁硬的皇亲、手操生杀予夺大权的“真龙天子”，他也“照黑不误”。宋仁宗皇帝因宠爱张贵妃而提拔其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包公就带头上奏：“张尧佐是个凡庸之辈，靠贵妃得宠这层特殊关系才一步登天。这不知遭到多少人背后讥骂，可陛下为什么非要护着一个张尧佐而违天意、逆人心、自酿危机呢！”又说：“历代外戚，即使有才者，明君也不肯轻易给他实权，何况无才者！……请陛下撤掉张尧佐，另求贤才！”宋仁宗无奈，只好照办，但又抵抗不了枕头风，不久又授予张尧佐宣徽使之职。宣徽使是皇帝近侍高官，与副宰相级的枢密使同列，所以张贵妃个性看重此职，曾再三叮嘱宋仁宗必须咬住不放，宋仁宗满口答应。包公寸步不让，立即率同僚七人入奏。宋仁宗一见这阵势，不禁“龙颜大怒”，与七位谏官舌战朝堂，吓得胆小朝臣直打哆嗦。张尧佐见众怒难犯，慌忙声明辞去宣徽使之职，宋仁宗也怕为此丧失人心，赶紧顺水推舟以示“虚心纳谏”，并且下诏，以后皇亲国戚不得担任任何有实权的高官。

　　张贵妃眼巴巴地盼望佳音，一见宋仁宗回宫便急问道：“宣徽使……”宋仁宗埋怨她说：“宣徽使宣徽使，你就明白个宣徽史，咋就不明白包拯是个御史！”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一个人在皇帝面前都敢唱“黑脸”，其他场合可想而知。自古以来，只有那些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只怕国家受害百姓遭殃的人，才敢唱“黑脸”。幸运的是包公生逢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加之具有高明的斗争策略，才得以安居高位，享其天年。假如碰上听不得一点反面意见的皇上，早就被杀头了。

　　外甥打舅舅，认法不认亲

　　包公首次响亮地喊出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八个大字，流传至今。要做到这八个字，只能先从自身做起。他平时办案执法没有私人请托条子，没有亲朋好友因私事打扰，为秉公执法而“六亲不认”。

　　他调任庐州（含合肥）知州时，家乡亲友个人笑逐颜开，以为能够大沾其光，纷纷跑去拜望，不料全都吃了闭门羹。他娘舅觉得外甥来当官，自己犯点事也总会得点照顾，但包公照例开庭审讯，按律责打七十大板。从此以后亲戚朋友都格外留意，谁不敢仗势胡来。“外甥打舅舅──不认老娘亲”，此事轰传四方，老百姓拍手叫好，亲友们有的骂包公六亲不认，不近人情，成心沽名钓誉。包公坦然自若，挥毫赋诗一首：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末两句意思是：史书中记载着圣贤的教诲，我要身体力行，决不违背，免得给后人留下耻辱。这是包公一生做人做官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