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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但就应说我最幸运。我曾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我的儿子余音喜欢音乐，得到过吴雁泽等老一辈歌唱家的指点，此刻的他已经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大三学生了。他说，他要把外公的艺术特长发扬光大。

　　从小深受父亲宠爱的妹妹玲玲，因为想甩掉“娇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守军，她1972年入伍，至今仍在部队里“锻炼”。从小就胆小的她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还立过功呢！她的儿子去年考进了西南政法学院，成为焦家的第二位大学生。

　　老五跃进是开封杞县的县长，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小焦书记”。他是我们家“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其实他也是一步步干出来的，他干过生产队长、村团支部书记、乡长等职务。他思想新潮，敢想敢干，前年在北京王府井卖大蒜卖出了名气，之后又将大蒜卖到了国外，去年又把杞县的产品卖到了上海。

　　最小的弟弟也是从农村基层一步步走出来的。他下过乡，做过副乡长，凭着基层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和踏实肯干的品质，2000年被调进了省公安厅。他长相酷似父亲，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不到4岁，之后有位导演想让他演我父亲，因我母亲不同意只好作罢。他当过几年刑警队长，有勇有谋，曾让一些犯罪分子闻风丧胆。我们姊妹6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能够无愧地对父亲说，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

　　如今的焦家已经四世同堂，是一个27人的大家庭，这个家庭温暖幸福。父亲要是还健在的话，今年该是80岁了！父亲啊！您知不明白，这么多年，您的儿女们是多么的想念您啊！

　　党风廉政小故事（32）：

　　一只“胖信封”的故事

　　转眼到了岁末，民政局的潘科长听说县里又要提拔一批年轻的科级干部到局级领导岗位上去，顿觉烦躁不安。这些年，好多与他年岁相仿的局机关办公室主任、科长都提了副局长、局长或是镇乡机关的头头，可他在民政局里当了五六年的接待科长，却一向不见动静，实在是太丢人现眼啦！俗话说，健身靠运动，提拔靠活动，干坐在原先的位子上一动不动，这仕途怎能生动？他决定甩出去动一动！怎样动？这不是明摆着么，抱只小狗也得扔个饭团呢，何况是升迁这样的大事，他从银行里取出了一万元钱，塞进一只印有民政局落款的信封里。

　　准备了炮弹，接下来是寻找进攻目标。他舅舅贺旭去年升了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就应是个人选，可他发现舅舅自从正局提升为县纪委书记后仿佛变了个人，开口说“勤政”、闭口讲“廉洁”，没了一点人情味，跟他开口怕是凶多吉少难成大事。有了，他忽然想到，组织部上半年新任命的武红蕾副部长跟舅舅的关系不错，从舅舅口中，他隐约听说武红蕾的提升跟舅舅的竭力推荐不无关系。嘿，这不是明摆着的联络图么？

　　当天晚上，他怀揣着那只胖鼓鼓的大信封，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武部长家。没料，刚吃完晚饭正在收拾碗筷的武部长不认识他，干瞪着眼问他“你是……有什么事吗？”他只得尴尬地自报家门，说是个人有点儿小事，想打扰你一下。

　　这几天，为着提拔新干部的事，武部长家里的访客一拨之后一拨，今日这晚饭弄到六点多才吃正是来人络绎不绝之故，所以，这小科长一开口，武部长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可她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来人推出门外，只得耐着性子请他有话直说。

　　潘科长说，“武部长，我在接待科的位子上已干了五六个年头，对民政局的工作已了如指掌，熟悉透了，想换个岗位干干。”

　　武部长对潘科长开门见山讨官做十分反感，说，“你们科长换岗的事，得先跟局领导反映，局里有了打算，组织部门一般是尊重局里意见的。”她这样回答，等于把潘科长钉死在换科室上，回避并且堵住了提升之路。

　　潘科长见武部长有意回避提职之事，灵机一动，忙扛出一面大旗来，说，“这事我自己倒无所谓，就是我舅舅在那里烦，说我正年轻，让我使把劲呢！”

　　“你舅舅？你舅舅是谁？”武部长很快意识到这小科长的舅舅不会是个捏锄头或榔头的平头百姓，准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贺旭，贺书记呀！”

　　“哦……”武部长闻声暗自一惊：果然不出所料，原先是纪委的贺书记！使她困惑的是，很正气的贺书记怎样会鼓动亲属跑官要官呢？她觉得这事有点儿棘手，便不想与来人细谈，打算与贺书记交换意见后再作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