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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媒体报道说，一次朱镕基总理开完会，被主人带到宴会大厅，他穿过摆满了美酒佳肴的不下百桌的酒宴大厅，先是来到他所应坐的首席座位，但他没有就坐，而是又走到宴会大厅的一个角落，要设宴人就在这个大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另摆一桌，由他和他的秘书，吃工作餐。由于朱总理不肯就坐大雅之处，而就坐在众人的一边吃工作餐，致使上千宾客都不再吃酒宴了。

　　温家宝总理“罢宴”——提前打招呼，谢绝摆宴自个吃。

　　据2004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网报道介绍，“十六大”之后，温家宝总理的第一站到了贵州。在吃饭的问题上，他对自己和随行人员要求个性的严格，谢绝基层同志的宴请。他对个人吃饭有“三条标准”，即：第一，不让任何人陪吃，自己默默地进食；第二，要求饭菜够吃即可，不得剩下；第三，关于饭菜的质量提出十二个字：“清清淡淡，汤汤水水，热热乎乎。”

　　党风廉政小故事（11）：

　　回忆伯父周恩来侄女秉德话“反腐”

　　提起反腐倡廉这个“两会”热点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不禁忆起伯父周恩来，感慨地说：“那时候‘腐败’哪里会成为一个话题呀，全国人民都在兢兢业业不计报酬地刻苦工作。伯伯个人生活十分刻苦，从不贪图享乐，而且对自己和亲人要求极为严格，身边的人连托情的话都说不出口。”

　　周秉德回忆起“文革”中，她丈夫的姑父、著名新闻人范长江被划为“黑帮”，姑姑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自己，期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得知此事后，周总理夸赞了侄女秉德的做法。回想当时的情形，周秉德说：“我明白伯伯的脾气，如果托情，本来能够办的事也不许办了。”

　　疏者宽亲者严的伯父

　　周秉德和弟弟妹妹，从小就是这样在伯父的严格要求下成长起来的。周秉德本在北京工作，后随军人丈夫奉调各地，当丈夫沈人骅被调回京时，她自己却不跟着一齐走，必须要按程序等丈夫抵京后向上级申请调令，获准后才动身。即便如此，周秉德回京后到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调回北京，是不是因为你是我侄女的缘故？”邓颖超连忙在一旁提醒：“别忘了秉德还是军人家属，要随军的。”

　　类似的事情，周秉德的弟弟妹妹也都经历过。一九六一年，二弟秉钧面临高考，理工科很棒的他想报考清华大学，同时也参加了空军招飞行员的考试。伯父周恩来问秉钧的志向，他便将考清华和招飞的状况说了。周恩来听后说，期望他如果招不上飞行员就服兵役。因为当时农村自然灾害严重，为了让农村劳动力充足，周总理主张从城市征兵。二弟很愉快地理解了伯父的推荐，没有报考大学，而是当上了飞行员。

　　同样是当兵，五弟秉和、六妹秉建一九六八年分别到延安农村和内蒙草原插队，两年后由于表现突出被举荐入伍。正当兄妹二人兴冲冲地向伯父报喜时，周恩来却语重心长地说，期望他们脱下军装，回到农村。否则别人看到他们都参军了，也不会安心留在农村。于是，刚当了两个月兵的兄妹俩又回到了农村。周秉德将往事一一道来，微笑着说：“伯伯就是这样，疏者宽，亲者严，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孩子，连伯母也不例外。”

　　伯父和伯母的君子协定

　　新中国建国之初，就有人提出让邓颖超进入政务委员会，但周恩来不同意。邓颖超索性与周恩来订了个君子协议：二人不在同一部门工作。于是，邓颖超到了全国妇联。周秉德一连举出很多伯父严格要求伯母，自觉降低待遇的事例。甚至直到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邓颖超才得知一九七五年自己就被推举为人大副委员长，而在丈夫的干预下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