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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健也真不容易。当时的他曾对我母亲说：“我外形不像，就用心来演。”之后，他成功了，把一个焦裕禄演得感天动地，母亲也被感动了，直说：“雪健这孩子，也真难为他了。”李雪健也很激动，在“金鸡奖”、“百花奖”的颁奖仪式上，他动情地说出了一句大实话：“‘苦’和‘累’都让大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很爱整洁。衣服虽旧，但清清爽爽。胡子虽然很浓但每日却刮得干干净净。但是当初李雪健塑造的焦裕禄，却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又憨又粗的印象：一袭破棉袄、一条破围布、胡子拉碴。母亲对此看不下去了，说：“老焦不是这样貌。”剧组就赶快让李雪健换上一套干净的黑呢子制服，就连李雪健自己也觉得舒服一些了。

　　父亲生前爱吸烟，而且练就了一个绝活：就是讲话的时候，他能够让烟嘴在唇边自由滑动，这样能够抽烟、讲话、双手翻记录本三不误。之后有几位饰演我父亲的演员刻意模仿这个高难动作，都是欲学不能，只好作罢。

　　父亲去世很多年了，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鲜活的。他热爱生活却少有时间享受生活，他的生命如此灿烂却又如此短暂。他孝敬老人、爱妻子、爱女儿，却又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遗憾，此刻，我们家里甚至连张全家福都没有。

　　可恶的病魔选取了父亲后，父亲同病魔进行了坚强的斗争，他放不下兰考人民的“除三害”大业，病中的他仍坚持工作。他办公的时候，用一把刷子一头顶着肝部，一头顶着藤椅，时间长了，藤椅上顶出了个大窟窿！这把让千人万人落泪的藤椅，这把让江总书记都热泪盈眶的藤椅，至今仍保留在父亲的纪念馆里。

　　父亲去世前，向组织上提出的惟一要求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河岸上，我要看着兰考人民改变面貌。”由于种种原因，父亲的遗愿没有实现，他的灵柩安放在郑州烈士陵园。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发表，帮父亲实现了这一遗愿，父亲最后回到了他战斗过的兰考。迁坟这天，兰考县城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向父亲的墓地，悲痛的人们呼喊着：“老焦，你回来了。”

　　江总书记握住母亲的手，动情地说：“这些年你不容易，不容易啊！”

　　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那是一个怎样的家啊！年迈的奶奶老年丧子，憔悴的母亲中年丧夫，我们姊妹6个幼年丧父，好像全世界的灾难都压在了我们的头上，而这些，全由母亲一个人咬牙挺了过来。为了父亲生前那份沉甸甸的重托，母亲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母亲徐俊雅性格内向，沉默少语，做事从来不事张扬。但母亲有文化，有潜力，任过兰考县副县长、县人大主任等职。她1950年与父亲结婚，两人共同生活了不到14年，父亲去世时，母亲刚刚33岁。

　　父亲的去世，使母亲的精神支柱一下子轰然倒塌。埋葬父亲的时候，她肝胆欲碎，几次往父亲的棺木上撞击，被身边的人死死拉住，我们姊妹几个连惊带吓，一个个围在母亲身边嚎啕大哭。过后，母亲常对我们说：“要不是为了老焦临终嘱托，我就随他去了。”

　　父母的感情很好，父亲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母亲心疼父亲，就把家务活全包了下来，在家里，她连一双袜子也没让父亲洗过。冬天天冷，为了让父亲多睡一会儿，母亲就把他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套起来，放在两层被子的中间焐热了再让父亲穿。父亲患病后期被病折磨得痛苦异常，母亲常常一个人躲到走廊上偷偷哭泣。父亲去世后的头几年，我们的日子是在母亲的泪水浸泡中度过的。

　　我们姊妹多，各自之间相差两岁，像阶梯一样紧挨着。当时最小的弟弟才3岁多，加上奶奶、姥姥两个老人，一家9口全靠母亲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上级给我们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母亲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到街上去买鸡蛋，鸡蛋贩子接过母亲递来的10元钱，说一下子找不开钱，你能不能在那里等一下，我换开钱就回来找给你，母亲信了鸡蛋贩子的话，就在原地等他回来，哪知，等了好久，却不见那小贩的踪影，母亲这时才明白上了当。回到家来，她悲哀地哭了好几次，十元钱，在当时但是一大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